这是 ESIL 十周年大会主旨演讲摘录的第一部分，该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在维也纳举行。 第二部分将于明天发布。完整版将在EJIL 的后续期刊中发布。
注意：此帖子已更新，以反映文本的后续版本。
我认为，很难否认，过去一百年中，美国一直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国家参与者，而且在这一时期也始终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广受好评的著作《我们梦游》中的话来说——标志着一个有用的起点。美国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开始，而且它在塑造战后局势方面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当时被一些“旧势力”视为“理想主义”。但是，通过自决原则（当时还不是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规范）瓦解奥斯曼帝国，为仅仅一代人之后所有其他殖民帝国的灭亡和二十世纪下半叶权力平衡的真正决定性重塑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联合国组织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创立和实现中也发挥了同 日本电话号码库 样重要的作用——这两大支柱是当前世界秩序的关键。
美国世纪的开场白是整个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的象征：美国在国际领域的行动常常受到强烈的理想主义（当然，有时是被误导的）和正常的自身利益（国际关系中常见的内容）的驱动。
我知道，各种“现实主义”学派都倾向于对国际关系中任何偏离利益分析的行为嗤之以鼻。一般来说，我发现，在国际事务中，强调利益/权力作为人类事务的解释手段，排除几乎所有其他动机，就像在人类行为的其他领域一样，是一种可笑的简化主义。在极端情况下，它植根于一种从原则上否认利他主义可能性的观点，这种立场是对人类状况的悲剧性复杂性的嘲弄。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中，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对某些人来说，这既违反直觉又令人不安。
使用“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
表述可能有些讽刺。 过去一百年一点也不和平。在某些方面，它们见证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其规模和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 100 年里，我们目睹了大屠杀、古拉格集中营和“大跃进”（仅大跃进就造成了多达 4500 万无辜者的死亡）。新世纪的头几十年，达尔富尔、叙利亚和现在的 ISIS 都没有给我们带来喘息的机会，数百名“敌人”被发现被活埋，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他们的身份。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判断往往就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欧洲人的态度尤其令人感兴趣。你可能会认为，美国（和苏联）在击败德国及其盟友以及随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重建中发挥的真正决定性作用（从最字 也能从这本自传体书中获得极大的满足 面意义上讲）将是一项共同的、非常积极的规范性资产。但再想想。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广岛和长崎，而不是千年帝国的失败，已经成为美国对二战贡献和道德立场的象征。而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强硬反共立场对许多人来说是其二战后角色的持久印象。这种再次梦游年美国治下 评价分歧一直存在于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所有其他“干预”（或不干预）中，从朝鲜到古巴、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一号和伊拉克二号，仅列举 澳大利亚数据 个例子。这是一份非常长的名单，因为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美国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武装冲突很少。